刘丽英，１９３２年生，山东省东平人。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沈阳市组织部干部处组长、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中纪委委员。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２年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１９９７年９月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常委。

　　低调“女包公”

　　在黑龙江办案的时候，刘丽英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并不喜欢“女包公”这个称呼。但跟刘丽英一道办过案件，曾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刘殿学思索良久，在长途电话里告诉记者：“用女强人来形容倒未必妥当，黑龙江人都称她为‘女包公’。”

　　１９８５年，刘丽英率领工作组进驻山西运城，办使她后来声名远播的第一桩案件。当时正在临汾读高中的任建明说：“她甚至是我们这些学生议论的对象。”这位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的副教授回忆说：“‘女包公’这个名字是当时运城人叫出来的。”在传统的路数里，无论刘丽英自己是否喜欢，她都被定义成了“女包公”。

　　刘丽英真正被媒体广泛关注，是１９９５年查办邓斌案。邓斌非法集资达３２亿元，这个老太太当时并不那么容易就范。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处处长修晓波回忆说，刘丽英因此决定亲自提审邓斌，几个回合过后：

　　“邓斌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这时刘丽英笑了。接下来，邓斌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审我，我也不会这么久拖着不说’。”

　　邓斌案的背景之深，即使邓斌本人也不知道最终会查到什么地步。邓斌的交待，首先牵扯出北京市厅级干部李敏；随后李敏供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周北方；然后是陈希同的秘书陈建；接着是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下海经商的胡某；最后追查到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条线索层层深入，挖到第七层，终于将陈希同送上审判台。国内外多数媒体评价说，陈希同的被审判，证明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同样，更多媒体注意到，这一过程中间刘丽英“敢碰硬”，以及坚忍不拔的努力。

　　但此后的刘丽英却更加低调。“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成为她最著名的原则。记者在中纪委采访，中纪委办公楼大厅里，有两个照片宣传栏，几十张图片，即使在合影里也找不着刘丽英的形象。

　　记者向刘丽英的孟秘书提出采访要求，孟秘书回绝的理由是：“刘书记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采访。”当记者提醒说，刘丽英曾接受过黑龙江《明鉴》杂志采访时，这位从容、精干的女同志有点急了，她说，“他们是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不是采访”。

　　《明鉴》杂志的报道里，刘丽英则澄清，“我不是传说的刘伯承女儿”。

　　有学者统计发现：９０年代，中国共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近百人，而后三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即超过一半。２００１年对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曾收集并研究中国共产党所有反腐败文件的任建明，对中国反腐败制度安排的描述是：“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这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体现。”

　　在这种制度架构里，中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作为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被认为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员干将。有趣的是，刘丽英与纪检系统办案人员的极度低调所形成的信息空白，与高官落马人数增多构成了一种对应，这层现实也颇具中国特色。结果是，但凡腐败的大案要案，多数人甚至媒体报道都会惯性地想到是“刘丽英办的案”，似乎非此不足以说明查处力度，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案件都是刘丽英一个人查办。从某种层面看，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

　　几年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反腐”一直排在前三位。在这种民意背景里，民众需要反腐英雄出现，一如过去需要“包公”一样，这其实跟刘丽英自己是否低调无关。

　　巨贪闻风丧胆

　　丛福奎案是刘丽英２００１年完成的重要案件之一。与刘丽英过去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有所不同，新华社报道说：“（丛福奎）思想上颓废，政治上堕落，经济上贪婪”，是一起“罕见”的案件。从沈阳轻工学院毕业后，用１０年时间，丛福奎从黑龙江鸡东县制酒厂技术员上升到党支部书记位置，此后由副县长而市长、书记，１９９０年任黑龙江副省长。１９９５年，丛福奎调任河北省政府任副省长，随后升任常务副省长。有内部知情人透露，当时的丛福奎，“雄心勃勃，极想坐上省长位置”。当然，即使刚到河北的丛福奎，也不是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但未能如愿。４年后，丛福奎又有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多数人认为丛福奎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但结果尚未出来之前，他被“双规”了。

　　丛福奎案被暴露，非常偶然。在厦门远华案的查处过程中，与远华案有涉的香港某公司董事长丛某向有关方面提出见面的要求，“希望讲清自己的问题”。不过，他要求，“在香港与办案人员会面”。这个要求让办案人员很觉头痛，因为丛某的这种要求并非第一次，而上一次遵约去香港与他会面的办案人员并未得回有价值的材料。不过，后来远华案的有关办案人员还是去了香港。在接待这一次的办案人员之前，丛某发现自己的赴港单程证被吊销。与办案人员交锋几个回合，丛某终于开口。收受并索要过丛某５０万元人民币、２５万美元与５万港币财物的丛福奎，浮出水面。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说：“（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７日，正在医院住院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拔掉针头，直接从医院出发，率专案组赶赴石家庄。当天下午，在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专案组顺利地对丛福奎及其秘书采取了‘双规’措施。”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原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向东被执行死刑，“慕马案”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画上了最终的句号。“慕马案”是刘丽英主持查处的重大案件，其曲折与复杂可能也是罕见的。马向东一案交由江苏审理，创下了我国第一起跨省管辖案件。而这其中刘丽英起到了很关键作用。刘丽英是“慕马案”专案组领导，“她在两年内来辽宁三次，最长时一次停留２０多天。一些重大的举措都跟她有关。”纪检部门的一份资料也能说明此事：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３日，刘丽英再次来到沈阳。在查办案件的协调会上，她果断决定对马向东指定管辖的法院，将马向东一案交由江苏审理。这其中的背景就是马向东的老婆章亚非。由于她的活动能力，使马向东一案辗转数次，以致要将涉案的２０余人浩浩荡荡地转到江苏开审。

　　被民众选择的英雄

　　１９４９年前后，刘丽英与丈夫在哈尔滨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便分配到了沈阳公安局。

　　一直到１９７７年，这段历史，刘丽英绝少向人提及。《大地》杂志报道说：“刘丽英同志在十年动乱里，屡遭磨难，两位亲人被迫害致死。”有知情人说，刘丽英的丈夫就在这期间去世。《明鉴》杂志记者张卓桥说：“刘丽英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到自己的丈夫，非常动情，流下了眼泪。”

　　１９７７年，因为成立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刘丽英被抽调到了北京。

　　公安部一位老局长回忆说，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蒙古坠机后，党中央随即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第二阶段是“四人帮”倒台后，林彪案与“四人帮”案合并成立新的专案组。这时，刘丽英从沈阳调到了北京，任专案组办公室副主任。第三阶段是成立林彪“四人帮”审判小组。

　　这一专案组里的成员，多数是老红军老革命出身，年纪偏大，而刘丽英当时只有４０多岁，在一年多的工作接触里，人们对刘丽英的评价：“优秀”、“正直”。“（刘丽英）搞案子很有水平，特点是大胆，而且敢作敢为”。

　　审判林彪“四人帮”时，刘丽英留下来，后来担任审判员。１９７９年，重新组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此后，党的十二大召开，刘丽英被补选为中纪委常委；十三大、十四大，刘丽英一直担任中纪委常委。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时，刘丽英已经６５岁了，她曾坦陈自己“已经准备退下来”，结果仍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这样她已连任四届中纪委常委，是中纪委任职时间最长的常委。而且，她还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后来在查办各类腐败大案中与刘丽英共过事的官员，对她的能力都有大大超过一般的评价。刘殿学向记者介绍说：“当年黑龙江的几起案件向中央汇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什么进展，案子差不多就要‘办黄了’，这时刘丽英介入了。结果很快找到了案件全局的突破点。”其实，就是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邓斌交待完自己的问题后，相当一部分人也认为案件可以结束了，但刘丽英没有决定“结案”，而是更深入地查下去，一直追到陈希同。

　　专门研究“廉政”课题的清华大学副教授任建明说：“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的这种中国反腐败的制度安排，从现实的角度看，最大的好处是效率很高。”当然，任建明也坦陈，“这种办法是中国所独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民众反腐要求极其强烈的背景下，这种选择，因其效率最高，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与刘丽英一道查办“慕马案”的有关人员介绍说，“刘丽英心脏不好，在讨论案件时，有一次昏了过去，但一会儿醒了过来，跟没事一样，说‘接着说，后面情况是什么’。”多数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表现出来对刘丽英的敬重是由衷的。这显然是刘丽英能够成为民众选择认定她为英雄的基础因素。

　　与这种由衷的敬意一样，多数人对刘丽英共同的记忆是她的“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的说法。针对个别人“（刘丽英办案）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指责，刘丽英说：“我说这叫永世不得翻案。”

　　显然，纪检系统的工作未必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刘丽英曾说：“有人说纪检监察干部是‘惹人专业队’，‘活着选票少，死了花圈少’。这话没错。我们是惹人，但要看惹的是什么人。那些贪官污吏、腐败分子该惹。他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不惹行吗？过去惹了，现在惹了，将来还要惹！只要有腐败分子，我们就要惹下去。”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