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23日央广报道，最近，广州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开始签约，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经过拆迁，户户村民都将成为“百万富翁“，最多一户估价超过5000万元。

　　又是一个“拆迁暴富”的范本。对于拆迁暴富，我们既有几分高兴，又有几分担忧。高兴的是，在看到了太多的强制拆迁和“钉子户困境”后，居民因拆迁而富，总比“钉子户”靠毅力甚至是生命健康抵御暴力拆迁要强得多；担忧的是，拆迁暴富在社会中引起一些质疑，一些拆迁暴富者对财富的非理性挥霍，加重了人们对此的疑虑。尤其在当前，不少人纠结在高房价的困境下，拆迁暴富有可能留下某些社会隐痛。

　　其一，拆迁暴富有可能放大“钉子户困境”的负面效应。对于“钉子户”，不少人怀有同情之心，有时也难免有几分憎恶。同情建立在对暴力拆迁的痛恨上，建立在被拆迁人利益的受侵害上。而憎恶是出于一些拆迁户对补偿的要求过高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损上。一些公共项目往往因为一两家“钉子户”而无限制延期。在同情和憎恶情感左右漂移的背景下，拆迁暴富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鼓励“钉子户”的效果，促使更多的被拆迁人采取“钉子户”方式以获取高额补偿，而不管是社会公益项目还是商业开发项目。

　　其二，拆迁暴富可能引发人们对财富分配的担忧。相对于拆迁暴富的财富效应，多数靠劳动和诚实经营获取财富的人们，可能会产生某种不公平感觉。我们鼓励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辛勤工作获取财富，但劳动者的漫长辛劳远远无法与靠拆迁补偿一夜暴富相比。这样的对比，不可避免地让一些人对财富的分配方式产生怨言，可能动摇我们鼓励劳动者诚实劳动获取财富的努力。

　　其三，拆迁暴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房价走高。眼下，房价处于政策调控和房地产商利益博弈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可能扭转房价走势的因素都格外引人关注。拆迁的高额补偿，会导致土地成本上升。而土地成本的提升，又要在房价上找到出口，从而成为推高房价的潜在因素，影响到人们对房价调控的预期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担心。

　　其四，拆迁暴富后，一些人对财富的非理性挥霍，助长了一些人的消极人生观。正常情况下，被拆迁人要依靠拆迁所得支付以后的生活成本，但是由于理性的财富观在部分人群当中并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人狂喜于一夜之间获得的巨额财富，将其不适当地消费，助长了一些人的消极人生观。从长远看，其沦为无业人员甚至返贫的情形将可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在拆迁注定成为我国一些城市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下，在不少城市面临城中村改造的压力下，如何建立合理的拆迁补偿机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继续出现“钉子户困境”，同样也不希望因拆迁暴富给社会发展带来隐忧。因此，有关方面应该正视拆迁暴富可能留下的社会隐痛，建立起相对合理、兼顾公平、关照被拆迁人和公共利益的补偿机制，既要让被拆迁人获得合理补偿，又要防止不合理的要价，既要让被拆迁人获得长远的生存能力，又要防范给社会正常秩序产生冲击。